若同人不沮，则即告希哲，并译成英文登之。

这种依照法律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就把宪法权利完全转化成了法律的附庸。即使从我国现行宪法的文本来看，诸多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前似乎并没有依照法律的字样，但是从《宪法》第33条第4款这一总体规定来看，事实上是都有依照法律这一修饰语的，只是省略了而已。

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后，充分吸收了资产阶级发展和运用的人民主权原则所包含的基本因素，并把它加以改进以真正贯穿到整个宪法之中。总之，依照法律背后的宪法逻辑的实质就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威具有最高性和无限性，它可以代表人民制定一切法律，并要求其他机关和人民执行这些法律。我国宪法第33条第4款规定了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这一具有概括性的规定具有两个方面的指向：一方面表明公民的基本权利都是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是不可任意被侵犯与剥夺的。而对其宪法逻辑的阐释，反过来可以促进我们进一步理解依照法律在宪法中的意义，从中也可窥见我国立宪的基本原理。在这样的条件下，宪法权利依偎在国家权力之下变得麻木不仁，失去了知觉。

但由于人民代表机关自身条件的限制，无法处理所有的国家事务，自然就会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下设立各种国家职能机关。据统计，在我国宪法文本中法律一词共出现了82次。[⑦]  关于这一点的详细分析，请参见蒋志如：《在中国的法治路上》，载苏力主编：《法律书评》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8-87页。

五、结语 在本文，笔者通过对英国《大宪章》的梳理，表达这么一个意思：在制度——人视野下，一方面，我们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充分现有制度，以实现我们需要的目的，比如说保护公民权利。但，高级贵族由于其距离国王非常近，他们权利的实现就受到国王意志的制约，具有很大风险性特征，至少与普通人比较而言如是[23]。对此的详细分析请参见【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杨祖功 王大东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贵族乘着国王处于弱势时，在1215年6月约翰与贵族在兰尼米德签订大宪章。

虽然在今天以大历史的视野看的话，则可以说那是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中世纪，但对具体的人而言，绝不是。如果用学者费孝通的话来说，依据欲望行事，具体而言，即： ……有很多行为我们自以为是用来达到某种欲望或者目的，而在客观的检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行为却在满足主观上并没有自觉的需要，而且行为和所说的目的之间毫无实在的关联…… ……欲望经历了文化的陶冶可以作为行为的指导，结果是印合于生存的条件。

但在亨利三世之时，英国的内忧与外患同样没有消除，而且即使在这个威胁消除之后，由于要维持一个已经加强中央集权的帝国也需要贵族的经常性的财政支持，《大宪章》则在这种背景下得到不断的确认，在爱德华一世时期就已经达到32次，在爱德华三世时继续得到重复并它达到被神化的地步。如果我们再把历史拉长，根据齐延平的描绘[15]：首先，在1258年，亨利三世逼迫接受另外一个大宪章即《牛津条例》，这个文件是在大宪章的基础上起草的，而且该条例重申自由大宪章个必须得到遵守进一步说，中国制度演进过程中，我们可以对他人运行非常成熟的具体制度进行研究与思考，以对该制度有全盘的把握，不仅仅需要理解与思考这些制度运行的通行规则，还需要研究该制度运行的例外，甚至是若干列外。简而言之，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即要充分熟悉西方，又要真正理解自己（优点与不足），使中国当下的制度优点与西方制度的优点实现宪政制度再造。

二、作为偶然事件的《大宪章》出台 首先，我们需要把握《大宪章》签订的前因，具体描绘如下[⑥]： 在1199年，约翰在理查德去世后立即登基，成为国王。因为转型就意味着新旧制度、思想、利益的交替，属于多种利益的博弈，那么在这里出现的与我们平常所熟悉事务不一样的事件与行为就属于一种例外，而且在科技加速发展的今天与各种思想交汇的今天，这种例外出现的频率会增加，至少比当时的英国大宪章时代更多。这种情况，以轮船在大海上颠簸作为比喻，或许也比较恰当，即在正常情况下，船总是在稳定的均衡附近波动，但当船被倾斜超过某一角度之后，就不再具有回归均衡的倾向了。[18]  【英】詹姆斯·C·霍尔特：《大宪章》，毕竞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一言以蔽之，即计划下的宪政制度演进，而非自然演进下的制度演进[31]——这是中国语境下的再思考。具体分析请参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6-7页。

[①]  苏力通过对美国大法官马歇尔审理马伯里一案的深入分析，表明这么一个观点，即制度的形成很多时候都是在激情的支配下进行的。这种转型不同于传统中国的改朝换代，而是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下的社会转型，即使与中国当年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型都有差别。

对于后者限制其运行范围，甚至让其成为流星而已，对于前者我们必须有决心坚持（这需要条件的支撑，即下面的分析）。虽然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它，而且在实际的宪政实践展开中也会出现偏离原来预期的现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事该行为（好像人类还喜欢这样，就像古代祭师一样一遇到重要之事就会寻求神给予启示以指导他们的行为），并且从中受益[⑤]。[19]  关于柯克与詹姆斯国王的斗争的详细分析，请参见陈绪刚：《法律职业与法治——以英格兰为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266页。当然，笔者从来就没有忘记一个前提，现有制度的制约，特别是基本的宪政制度的制约。贵族乘着国王处于弱势时，在1215年6月约翰与贵族在兰尼米德签订大宪章。[17]  对此，请参见蒋志如：《转型宪政社会的权利风险——以英国《大宪章》时代的权利为中心的分析》，载《山东大学法律评论》第7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⑥]  关于这些事实与史实的详细叙述，请参见【美】迈克尔·V·C·亚历山大：《英国早期历史中的三次危机：诺曼征服、约翰统治下及玫瑰战争时期的人物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104页。它的神话意义得以确立。

[30]  关于这两次转型的描绘与分析，可以参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3-7页。如果再简单地说，则《大宪章》规定的条文主要是围绕财产权展开的，而不是围绕权力进行的。

这一例外本身对宪政制度演进并没有高概率性，或者说更可以说具有偶然性 ，可能昙花一现。具体分析如下： 由约翰开始与贵族的内战，随着约翰的去世和亨利三世的继位而逐渐结束。

进入专题： 大宪章 宪政 制度变迁 。至少，未来的制度在制度设计时，在功能上必须达到相似效果。在另一方面，当偶然事件出现时，可以在主观能动性的支配下在以后会巩固这次偶然事件带来的可能制度演进。但本文主旨不在于分析《大宪章》这一文件在英国宪政史、甚至是世界宪政史上所占据的起点意义，而在于分析该事件作为当时的偶然事件在什么条件下成为了英国近现代宪政史发展的起点，以为作为已经非常明确的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宪政转型提供经验与教训[③]，因为在当下的依据理性需要（而非依据欲望）生活的我们[④]可以在充分思量已经有了的人类经验为自己前景作出一点点理性预测。

才会愿意让制度演进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流转。但是，对于当时人们来说，要有如此感觉与体会则有些强人所难。

因此我们还可以说，普通法则不仅仅是财产权利的体现，也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同时，中国当下也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那么我们在制度演进中所能采取的态度就不再是欲望的支配下的事业，而是在计划之下，坚持的一种事业，即对之不断重复，以成为一种制度。虽然最终达到获取财富以应付即将发动战争的目的，却由此引起贵族的抱怨与反抗，认为国王侵犯他们的习惯权利。

[16]  齐延平：《自由大宪章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注释[1]。在英国，不仅仅贵族没有在签约后立即就信任约翰王，而且还继续保持对当时伦敦的控制，以至于约翰王在1215年9月与贵族发生内战，正如霍尔特所评价的，即1215年《大宪章》是个失败。以及请参见阎照祥：《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在另一方面，必须注意，这一个过程中，如果在前面的几个点中，可以说存在着较小发生概率，只不过越到后来，则发生概率越高。

进一步说，出现《大宪章》文件的后果，不是对当时制度的突破，而仅仅是一件偶然事件而已，谁也没有当真。这段时间不仅仅是中世纪，在其晚期也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

[15]  齐延平：《自由大宪章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193页。[22]  【英】S·F·C·密尔松：《普通法的历史基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或许，他们在当时能够做的，就是根据自己的利益考虑，甚至是不正当利益考虑，在激情之下就采取行动，是非与成败对于当事人来说则无法考虑那么理性与周详[①]。在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9年改革开放。